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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7-7 16:51:43 来源: 编辑：
理论信息
2008年第7期(总第318期)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主办
·公有制内涵正在不断变化
·中国经济怪圈根在收入分配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根本的是建立“民生财政”
·宏观调控要注意二元经济现象
·物价上涨将重构中国就业路线图
·石化产业不宜在沿海遍地开花
·中国开放需要有博弈思维
·“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之异同
·预防腐败在于制衡而非减少公权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创新
公有制内涵正在不断变化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21日报道，当前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已经与过去人们所理解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有相当大的区别，被赋予了新内涵、新形式。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分析指出，首先，相当部分的国有经济已经变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农村和城镇集体企业大都改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三，大中型私营企业，已大多成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成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第四，新兴经济社会组织构成了新型的社会经济和公众经济，比如目前全国有50多家基金管理公司，这些公司多数产权或最终产权是多元的、公众的，管理经营是社会的、独立的、自主的，具有很大的公有制性质。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导赵振华教授指出，我们绝不能再用传统的公有、私有划分的观念来看待当今的中国经济，必须树立全新的所有制经济观念。特别是公有制，其内涵正在不断变化。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表明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怪圈根在收入分配
据《国际金融报》3月21日报道，刚刚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日前表示，“中国经济陷入怪圈”，而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怪圈”的根源。
林毅夫分析说，多年来，我国仍然没有解决“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些是导致我国经济过热的原因。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最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的结果就是内需不足，这些投资过快的产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必然就要出口到国外去。所以，我们出口过多、贸易顺差过大，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的一个后果。“这个怪圈形成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均。因为一般居民的收入无非两个用途，一是投资，一是消费。”林毅夫说，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他认为，“水烧得很热的时候要扬汤止沸，宏观调控也要扬汤止沸，不能烧得太厉害导致爆炸。但真正解决分配不均的办法还是釜底抽薪。”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根本的是建立“民生财政”
《文汇报》3月19日刊登景天魁的文章说，目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点，主要放在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困难群体的补贴和保障上。但同时也要看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难点，一是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而我们现在的政策干预主要限于补救穷人，基本上没有触及富人；二是现有政策干预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还没有真正进入初次分配领域，而造成分配不公却主要是在初次分配领域。
近几年，我们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但财政支出结构远没有转型。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计算“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到，比例最高的国家，例如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古巴，占13—15％；印度占5 9／6，我国的这一比例比印度还要低，只占4.5％。
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一般地增加解决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而是要实质性地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般地建立公共财政，而是要建立“民生财政”；不是一般地讲公共支出，而是要讲“社会支出”，要讲花在老百姓身上的钱与行政支出的比例。
宏观调控要注意二元经济现象
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现象，与投资建设有关的部门过热，而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宏观调控要注意不能使热的还热，冷的更冷。
郎咸平说，在我们地方政府以 GDP为纲的理念之下，与投资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这些固定资产投资而拉动，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高达45％，几乎高出日本和西方各国的一倍，而消费占GDP却只有别人的一半，这就是经济失衡的主因。另外，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在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之下，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后，地方政府会因为提高利率而不搞建设吗?为了提高GDP，照样开膛破肚修桥铺路不会停的。那么过冷部门就遭殃了，过冷部门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宏调直接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在这种逐渐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之下他就不想投资了，会挤压出更多的虚拟资金进入过热部门炒股炒楼。最后，过冷部门由于资金流出，结果更冷，过热部门由于接受了他的资金变得更热。这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
(《中国改革报》2008．3．24)
我国正向消费型国家过渡
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3月24日表示，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手机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宽带市场，也是第二大黄金饰品市场和汽车市场，以及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和医疗市场。
于广洲说，到2009年，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预计到2014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占全球总量的23％左右。住的方面，目前国内城乡人均住房面积以每年4％以上的速度递增，带动建材、装饰市场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行的方面，预计到2015年，国内旅游人数将增加到28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将增加到1亿人次左右，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客源输出国。(《证券时报》3月25日)
物价上涨将重构中国就业路线图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张立伟的文章指出，新年过后，中国各地就业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处于低工资水平且流动性较强的工作岗位。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各行业的表现，左右着人们的就业选择，出现三个较为明显的趋势；一是大型城市服务业遭遇招工困境，就业人员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以北京为例，月工资2000元以下的服务业工作岗位缺员较为普遍。在高物价之后，服务业价格也将较快上涨，大型城市居民将承受更高的通胀率和生活成本。二是更多农民将由乡村流人城市。尽管此轮物价上涨起自农产品，但除去大幅提高的种植成本以及中间商挤压利润，农民并未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得足以吸引扩大农业生产的利润。相反，城市就业工资增加大大吸引了农民工更快地流向城市。三是，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服务业发展和工资上涨，倒逼制造业工资水平不得不上涨，否则，就会面临“用工荒”。
石亿产业不宜在沿海“违沾开托"
据《新华每日电讯》3月25日报道，大型石化项目近年来一直是各地招商引资竟相争夺的“香饽饽’’。但广东省人大环境和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潘大林日前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样，石化项目分布得这么散——从大连、营口、天津、青岛、上海、连云港、宁波、福建，到广东的惠州、茂名、湛江，到广西北海都有炼油厂，遍布了黄海、渤海和南海。
潘大林认为，从根本上说，我国“分灶吃饭”的体制造成了围绕石化项目的争夺战。一个项目动辄上百亿元的投资，及其对地方GDP的贡献，对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而国家相关部门为了照顾各个地区的积极性，把石化项目分散到各地，也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争夺战。
曾在海外留学的潘大林指出，国际上石化产业的布局与我国有很大不同。如在美国，石化产业主要分布在得克萨斯州，以休斯敦为中心，沿着墨西哥湾200公里的海岸线集中布局；在欧洲，石化产业主要分布在荷兰鹿特丹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亚洲，新加坡的石化产业集中在廊裕布局；韩国的石化产业集中布局在釜山……在国际上，可以找到很多集中布局的案例，为的都是集中污染和治理。
专家建议，当前，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我国石化产业的整体布局进行反思。特别是结合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确定哪些地区是重点发展地区，哪些地区是优化发展地区，哪些地区是严格保护地区。在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对石化产业实行集中布局、集中污染和集中治理。
制造业工人严重短缺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华信惠悦全球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亚洲的11个经济体中，企业普遍面临着如何吸引和留住员工的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创始人刘开明表示，他曾经在越南、柬埔寨、日本等地的工厂调研，发现工人短缺情况没有中国严重。目前，我国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有8000多万，其中有6000多万是农民工。50％以上的工人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也就是说，现在制造企业的主流工人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城里人不愿进入制造业。我国制造业面临严重的工人短缺。”
刘开明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政策，取消户籍制度，以及逐渐完善相应的保险、医疗、住房体制，使工人稳定下来，渡过困难期。(《人民政协报》2008．3．28李虹／文)
“对外开放’’的内涵要重新挖掘
“扩大开放”是促使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思想基点。但是，对“扩大开放"的理解很容易狭窄化，“外部力量是主体，本国市场是客体”。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资本引入地，而不是主动出击的策源地。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这样的提法：“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认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是对“对外开放"含义的一次更深人的挖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政策头号重心从追求总量平衡转向调整优化结构；加强防范外部不利冲击；强调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增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所谓“大国”，就意味着不是价格和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和规则的决定者；中国的经济总量称得上“大国”，但在国际控制力上，中国还不算货真价实的“大国”。
(《21世纪经济报道》2008．03．11)
中国开放需要有博弈思维
《经济观察报》3月10日刊登对人大代表向文波专访，向文波说，中国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来讲是最大的，我们以并购案为例，美国处理外资并购本国企业有一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负责外资并购美国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并且还专门审查来自中国的投资，想方设法保护本国资产，设置贸易壁垒。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法国，都对外资并购本土企业有国家安全审查。而在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人对企业并购会不会导致垄断、会不会伤害消费者的利益、会不会伤害同行的利益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评估。
向文波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但全球化本身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开放。这种博弈不是简单地开放就可以了，在开放的过程中怎么样使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博弈。而中国现在是只知道开放，不知道博弈。
不能片面理解“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建设都要“以人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是从“文革”的反思中得来的，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与激情。而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法制化已经成为主流趋势的今天，单纯地、片面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暴露了生态受损、难以持续等诸多弊病。
改革开放肇始，全社会痛定思痛，抱着“中国再也不能承受又一次文革’’的共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选择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今天这个社会不光经济领域要进步，文化、政治、社会领域等等也要进步。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中心，如果全部都集结到经济上来，社会就会失衡，改革的层级就被束缚在经济领域，中国就难以突破传统改革的关口，难以实现质的提升。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能是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多中心的一个，最后这些多中心都将集中到“人”上面来：经济建设是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物质文化需要；文化建设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精神需要；政治建设是为了满足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人民民主的需要；社会建设是为了满足人们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等方面的需要。所有的建设都离不开“人”，最终都要汇集到“以人为中心”这个更核心的层面上来。
再度出发需要凝聚共识。从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不解放思想，就难以从传统的发展观中走出来。让我们破除某些传统理论迷信，进一步解放，造就新的改革思想吧!(《南方日报》2008．3．6周虎城／文)
“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之异同
近年来，在“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的关系问题讨论上，至少出现了两种片面的认识：一是认为“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完全相同，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二是认为二者完全不同，“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而“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对此，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金海在3月24日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分析说，第一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的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为本"最主要的就是以人民为本，即以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为人民服务”。然而，“以人为本"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包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权、人文关怀、人文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为人民服务”概念所难以涵盖的。第二种认识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错在把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运动中资产阶级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混为一谈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包括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思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等。另一方面，这种观点把共产党人的思想与人类思想成果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
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是把激励搞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表示，至今为止中国取得的成功，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有很多路径上的具体做法，但是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文章说，根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是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这里边有很多形式，放权让利是形式，承包是形式，产权是重要的形式和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也是更为复杂的形式，但是所有这些最后都体现成一种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都是为经济人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更深一步，我觉得中国在改革中，不仅是对个人的激励，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包括对政府的激励。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问题，但是也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所以把激励搞对应该说在中国体现得非常清晰。文章还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能够达到全球和自身双向影响的平衡，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题目，也将是下一个30年中非常巨大的挑战。
(《中国改革报》2008．4．2)
大部制改革与以往改革有根本性不同
《南方人物周刊》第9期刊登记者专稿说，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大部制方案于2008年3月ii日正式出台。此次大部制改革的初衷在于解决职能交叉的问题，实现权力重组。大部制是否能真正有所作为?就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汪玉凯说，改革开放以来有五次类似的改革，此次改革与以往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过去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整体性的长远规划，一届政府进行的改革，下一届不管。而这次改革要通过12年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框架，通过大部制着手实现政府权力重组，有着长远的总体思路。这是根本性的不同。
有人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大部”有可能只是权力的挪窝。汪玉凯坦言：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过去改革也出现这种问题。但这一次比过去要好就在于十七大就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规定，如强调民权、公民参与、共产党自身改革以及权力制约等，实施起来这对大部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而反过来大部制成熟起来也会引发政治层面的改革，因为党和政府功能也有重叠。这就让情况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悲观。
对于大部制方案的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困境，汪玉凯指出：第一，部门合并并不意味着权力能重组成功，核心在于能否实现权力制约。第二，中国这个体制下，把各部门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后，这个大部门由谁来监督，没有有效的监督，大部制很难成功。第三，大部制没有与自身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实现。第四，要有整体的制度设计，相应的其他机构要实行一体化配套改革，否则管理机构简单的整合没有意义。
专家解析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将被分成三类
据《嘹望》新闻周刊第9期报道，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并不是单兵突进，还统筹考虑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在专家看来，根据改革方案，事业单位将被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属于“政事不分”，改革目标是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目前一些实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中一部分都具有行政执法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此类事业单位是否应该回到政府体系或将行政职能划归出去，需要明确。
第二类是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属于“事企不分”，改革目标是逐步转为企业，走向市场。
第三类是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改革目标是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据统计，目前中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在3千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可见，科教文卫是中国事业单位的主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指出，通过分类改革，事业单位将回归公益性质，以后的事业单位将主要以公益性事业单位为主。
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首先要理顺政社关系
肖文涛、黄剑宇近期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撰文指出，政社不分是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实施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理顺策略。一方面，政府要让渡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并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小政府，大社会”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真正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范围有所收缩，而由社会中介组织来协同管理那些政府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事务。另外，政府在管理方式上应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规范自身的行为，依法行政，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布局与结构等宏观问题上，而不要直接干预社会中介组织的具体事务，变微观干预为宏观指导。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体，应该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来。也就是说，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具有真正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社会中介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全面分离。只有这样，社会中介组织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服务社会的组织。
政府创新切忌搞“政治秀”
据《中国青年报》3月28日报道，在近日举行的首部中国政府创新蓝皮书发布会上，蓝皮书主编、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表示，政府创新一定不能搞政绩工程，更切忌“政治秀"。
当前的政府改革和创新面临着诸多障碍，主持“政府创新研究”项目8年之久的俞可平总结认为，这些障碍主要有改革动力不足、缺乏良好的激励和压力机制，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现有制度本身的惯性以及社会对于改革的宽容度不够等。“现在地方官员一提到政治就很敏感，认为改革是中央的事，加上害怕失败，很多人对于改革都不敢去尝试或者只说不做。”
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杨雪东也认为，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干扰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的目标指向和资源的分配对象，破坏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总代表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特别要注意的是部门和个人利益的蔓延激化了社会不公平感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
俞可平认为，各级党政领导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政府创新既不是被动地、按图索骥地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去做，也不是刻意地、简单地模仿其他地方的做法。俞可平在发言中还特别强调，喜欢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喜欢 “作秀”，几乎成了一些地方党政干部的顽疾。政府创新如果也搞成形象工程，那就不是简单地劳民伤财，而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预防腐败在于制衡而非减少公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上撰文指出，为什么说“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就是分权制衡，而不说“减少”公权?因为政府公权本身就是为管理社会而设的。公权多或少、大或小，都为腐败提供机会。公权本身不是问题，掌握公权的“人”也就是政府官员，才是腐败之源。
那么如何分权制衡呢?如果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分作人、财、物、事四种权力，那么管事的不能管财、管人的不能管事，管财的不能管人，管物的不能管事，必须各司其职。更精致一些的制衡还包括权力边缘区域的重合，比如立法机构有一点司法权，司法机构有少量的立法权。如果事务主管获得了胁迫其人事、财务、物资主管的权力，就拥有了绝对权力，腐败就只在这事务官的一念之间了。一个书记一支笔，就成了一个小王国。人们可能担心分权制衡导致低效率，其实不然。制度化和法律化了的分权制衡是高效率的保障i效率的死敌是专制者的一言堂，高浪费，或者无休止的“民主”，议而不决。
参与机制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桥”和“船’’
代金平、何宏兵近期在《山东社会科学》撰文指出，党内民主参与机制是指党员参与和决定党的事务的基本制度及其工作程序。党内民主参与机制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化。党内民主参与机制包括三个层面：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实体性制度解决的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程序性制度解决的是怎么做，即做的方法和步骤；而保障性制度解决的是提供制度及其运行的条件和如果违规怎么处置的问题。就党内的民主制度而言，实体性制度比较多，而程序性和保障性的制度比较少。现实表明，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规范、严密的程序，没有有力的保障措施，再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只有将党内民主真正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党内民主才会持续发展，才能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因此，党内民主参与机制既是对党内民主价值目标的明确规定，更是实现党内民主价值目标的“桥”和“船”，是从制度和工作机制层面保障党员对党的事务的参与、决定与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各级党组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能力并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员和党组织先进性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创新
常宗耀在《党政干部学刊》(辽宁)2008年第2期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观的创新问题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对这个问题也作了重大的贡献。历史已经表明，只有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进行创新，我们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社会主义本质具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发达的生产力，第二个维度是通过逐步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所阐述的科学发展观又把“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原则，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价值追求，已经开始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目标和基本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深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科学回答并实践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五个“必须”是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
《学习时报》3月17日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的文章，文章详细阐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员的责任，并提出五个“必须"。 它们分别是“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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