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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10-24 16:24:59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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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上世纪初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封面，1920年8月版。 |
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也曾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过偏差而受到很多挫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弄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清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哪些是长期被我们所忽视然而却十分重要的观点。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为此，我们应当把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重新拿出来，认真重读，以取得新的认识。本刊即日起开设“重读经典”栏目，今天推出第一篇。欢迎理论学术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赐稿，稿费从优。 ——编者
一、“粗陋的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称《宣言》）发表160周年。纪念它的最好方式，是重新学习《宣言》。学习中，我们应当省察一下以往对于《宣言》的理解，有哪些是不准确、不到位的，哪些《宣言》的观点是被我们忽视或很少谈及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宣言》指导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宣言》中，马恩曾批评过“粗陋的平均主义”，这一点相当重要，但以往我们很少注意和提及，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宣言》的第三部分，是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在小标题《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马恩论道：随着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因为“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所以，“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陈望道译本译为“带着复古的性质”）。于此可见，《宣言》对于“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批判是相当严厉的。马恩在书中还深刻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谓其因受时代局限，“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59页）
与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相关，早在《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批判过“粗陋的共产主义”。他说，“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这种主义“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这种主义是向“贫穷的”状态倒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5页）马克思这些话，揭示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与“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共同特点，揭示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原始性”。
《共产党宣言》发表40多年以后，恩格斯在《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两次谈到了一种属于空想共产主义范畴的“共产主义”，英文版序言称之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德文版称之为“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说，这种“共产主义”形成了卡贝和魏特林的“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怎样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这种“粗糙的共产主义”呢？中共中央编译局在为《宣言》所作的注释中对魏特林的学说有一个简明的解释，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即谓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俗的平均共产主义”。
关于恩格斯在《宣言》序言里提及的“粗糙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批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还值得深入研究，但它们都是早期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以及魏特林的“粗俗的平均共产主义”，本质上应是一个东西，至少是具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其理念都是想通过“平均化”达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其外在表现或曰形态，又都是“粗陋”的、“粗糙”的、“粗俗”的。对于马恩批判“粗陋（粗糙）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思想，我们在长时期内，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一思想在马恩的思想库中，在马恩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中，是相当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参见2008年6月23日《学习时报》载李惠斌《马恩理论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思想》）
不论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还是“粗陋的平均主义”，都在追求一种所谓的“平等”境界和“平均化”状态，表面看，这种追求似乎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其所追求的目标，却并不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并不注重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只是主张平均地分配现有财产，使现有财产“平均化”。这种建立在物质匮乏基础上的“平均化”，只能是均贫，而绝非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平等即共同富裕。这种粗陋主义的主张者的心理是：为了人人平等，宁愿粗衣粗食；宁愿普遍粗陋，也不愿有贫有富。这很像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不患贫而患不均”。质言之，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均贫主义。
我认为，马恩对于“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批判，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告诫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必须是高标准的，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必须是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理想社会，是处在人类社会极高阶段的、极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与“平均”和“粗陋”二词是完全不沾边的。马恩的批判，实际是从反面为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划了一道线，即共产党人绝不应搞“粗陋的共产主义”，必须摈弃一切“粗陋”、“粗糙”、“粗俗”的东西。总之一句话，马恩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告诉我们，“粗陋的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
二、我们曾忽视马恩这个重要思想
马恩关于“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论述，对于我们反思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包括我们自己走过的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国际共运史上出现过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粗陋”的东西。
苏联曾几次宣布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果按照他们当时所制定的时间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就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向匈牙利民众演讲，说到了共产主义，就可以经常吃“古拉希（土豆烧牛肉）”了（此即“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来历）。这个说法，诚然只是一个通俗的略带调侃意味的比喻，但也可以看出，苏共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水平是不大高的，虽然要比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所追求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强许多，但决非是人类社会极高阶段的产物，所以，依然带着“粗陋”的色彩，对此，小平同志曾批评说，“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100年前就实现了。”（1985年会见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时的谈话，引自曹普《“小康”构想与1983年邓小平苏杭之行》，载《百年潮》2008年第8期）这实际是在批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的粗陋性。苏联领导人终于没好意思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最后，连国家也解体了。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不可能消除掉“粗陋”二字的，苏联解体是有其必然性的。
我国曾走过很长一段弯路，审视这段弯路，不能不让人想到“粗陋”二字。上世纪58年，我国搞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刮过“共产风”，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说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门槛”，但后来觉得实在不像样子，便放弃了过渡的计划。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一些热昏行为，实质上搞的就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一类的东西。经过痛苦的历史教训和艰辛的探索，我国已经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党对于共产主义大目标的理解，已经科学得多了，已经彻底把具有“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性质的各种观念和政策抛弃了。
遥想当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热昏行为，特别是“共产风”及公共食堂，那确是一种具有浓厚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色彩的东西。当时说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但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呢？张爱萍晚年在谈起庐山会议时说到他当年看到的即将“进入共产主义”的情景：“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笔者按：因怕公社共产），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236页）的确，如此这般地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的只能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当时，有些地方还提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标准：人人“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其余归公，就是共产主义。此所谓“共产主义”，不是粗陋之极吗？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看到很多人患浮肿病，还饿死不少人，气愤地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杨老这句批评，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那种所谓“共产主义”的极端粗陋性。
对于办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之类的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行动，当时是做了许多理论包装的，包装成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模样。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为驳斥“彭德怀意见书”，对人民公社的必要性做辩护说：“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河南查岈山公社，每天3000人参观，3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公社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到那里去取经。他们的想法是：（那里的）人创造了真理，有‘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引自《盖世英雄彭德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31页）当时，全国上下对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普遍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事物”；毛泽东则干脆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当时成为口号，首创者是柯庆施）他还赞扬了《三国志·张鲁传》里写的义舍“置义米肉”，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说这种早期道教的措施“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领袖的话和普遍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样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第一，共产主义是富裕的，实现了共产主义就可以免于贫困；第二，其富裕程度，大体就是吃饭不要钱，即吃公共食堂，以及当时人们常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水平，至多也就是苏联想达到的水平。第三，因为穷，所以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穷人经过努力，是可以很快实现共产主义的。
这些想法和说法，自有正确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很大成分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上存在许多误区。这主要是：不知道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即与共产主义临界的那个社会，绝对不能是穷社会，穷社会是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富裕程度是极高的，一般的富裕，是不能叫做共产主义社会的；不知道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是极发达的，在不发达或一般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不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不知道穷则思变虽然好，但由穷到富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下，这个过程就更加漫长和艰辛。历史做出的结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只能先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进而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能直接变成共产主义。所以，那种“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想法，乃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修养的想法，是一种“左”的幼稚病。
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有硬件，也有软件，最重要的、最硬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极为富裕。1958年那种生产力，农村当时那种生活水准，整个中国当时那种犹如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似的一穷二白的状况，怎么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呢？如果硬要搞共产主义，那就只能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万里同志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曾到一户农家访问，见两个孩子寒冬腊月没有衣服穿，只好缩在熄灭的炉灶里取暖。这正是典型的“长草的社会主义”。当年关于农村是否搞包产到户，万里曾与一位老同志有过一次争论，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老同志说：“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这番争论，实质上争的就是是否实行“粗陋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社会主义，不正是“粗陋的社会主义”吗？包产到户就是要打破这种“粗陋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长草的社会主义”、“吃不饱肚子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也就是马恩所批判的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但是，我想马恩完全不可能想到，中国式的“粗陋的社会主义”竟会粗陋到吃不饱饭和“长草”的地步。马恩所批判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在某些元素上是颇有相似之处的，这就是：人人平等，但很穷，很粗陋，两者都是人人平等地受穷的主义。马恩说，粗陋不是共产主义。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984年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本代表团时讲话）。小平的论断，可以说是马恩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的回响。邓小平理论是真正属于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
毛泽东、邓小平，都希望中国人民尽快脱贫，但所设计的途径不同。晚年毛泽东说，中国太穷了，需要尽快改变生产关系，以实现“免于贫困的自由”。邓小平则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需要赶紧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毛用的是“改变（提升）生产关系脱贫法”，邓用的是“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脱贫法”。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髓。
三、忽视马恩这一重要思想的原因
马恩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重要思想，何以在很长时期内被我们忽略了呢？我想了几点原因。一、以往我们的“原典意识”不够强，即“直接向马恩请教”的意识不够强，对马恩原典的研究不深入，有些研究存在片面性。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去全党很少学，一般党员根本不知道。对于《共产党宣言》，长期以来只看重“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那部分内容，对其他内容重视不够，甚至认为一部《宣言》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这样，本来在马恩原典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内容，便被我们忽视了。二、正如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改革开放之前，一些被认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却违反了马恩基本原理的理论主宰了我们的思想，主要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些理论和晚年毛泽东的那些“左”的理论，这妨碍了我们学习和重视马恩原典中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这种消极影响，至今也不能说完全消失。三、由于我国的生产力和科学水平曾长期落后，人们的眼界受到很大局限，也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相当肤浅，甚至幼稚，所以，对“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很容易接受，而对于马恩对这两种“粗陋主义”的批判却不加重视。四、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我们曾有过很大偏差，即忽视甚至否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忽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殖和丰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作用，相反却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这曾成为一种弥漫全党的思维定势。于是，忽视马恩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看不出“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荒谬性，就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还需要总结。
我认为，马恩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重要思想，对于那些生产力水平原本较低而又进行了革命，并且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很发达，怎样选择合适的生产关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各项社会经济制度，是必须要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抚今追昔，我想，我们应当重新学习马恩的这一重要思想，这对于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准确地汲取历史教训，更加理性地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把马恩的这一重要思想，看作是对我们的理论提醒，积极、稳妥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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